[名师风采]溯本求源：“欧化语法”的由来

【名师风采】溯本求源：“欧化语法”的由来

在晚清民初时期，与“译述”之风并行不悖的是“直译”方法的运用，甚至在同一部译作中，“译述”和“直译”两种方法会同时使用，其结果是中国化的人物语言、典故、称谓等与音译的专名和西方的事物奇怪地嫁接在一处。

新文学人士对于“直译”的提倡不仅仅是在表达对晚清民初“译述”之风的不满，而更为重要的是为正在草创期的现代白话提供可模仿、参考的资源。翻译，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了“改造”汉语的利器，“欧化”成了输入新表达法、丰富现代汉语的捷径。

语法书往往具有规则制定者的身份，比附英文语法的《新著国语文法》的出现，使一套适用英文语法的术语堂而皇之地进入汉语当中，以执法者的身份规约着汉语的行为，这在某种意义上等于赋予了欧化文法以合法的身份。

欧化语法从何而来，似乎没有争议，对此王力先生早就有精辟的论述：“谈欧化往往同时谈翻译，有时差不多竟把二者混为一谈。这也难怪，本来欧化的来源就是翻译，译品最容易欧化”。这是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遣词造句之际不外乎有两种选择：一是顺着原文的语序填补上对应的中文词块，遇到中文没有的词随即把西文的词或音译或意译地引了来；二是把原文的意义融会贯通，重新用汉语的方式将其付诸笔端，用汉语的词来解释各种西文新名词。顺着原文的词序比较地省力，而引进新词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文人热衷之事，所以王力先生称翻译是欧化的来源，可以说是一语中的。然而，尽管对于欧化的来源似没有争议，而对于“欧化语法”自何时开始出现于汉语当中，在怎样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得以成长，进而如何对“欧化语法”加以界定等这一系列问题仍有待辨析和阐明。欧化语法的产生和发展是相当复杂的问题，要考察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对二十世纪的现代白话文运动有较为全面地掌握，还不得不要追溯历史，从更为宽广的历史的角度审视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晚清的翻译活动以及梁启超的“三界革命”。

欧化语法最早出现在西方传教士的译经中

《圣经》的翻译在18世纪初即已开始，初期教会所译的《圣经》，多用文言，后来为了在普通民众间更好地普及《圣经》，译文逐渐由文言变为浅近文言，随后又出现了官话土白的《新旧约全书》。不少传教士和基督徒都为把《圣经》译得通俗易懂做出了努力，如马礼逊、梁发等，通俗化的《圣经》译本对中国的书面语言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多年以后被新文学运动者们屡屡提及。朱自清就曾感叹道：“近世基督教《圣经》的官话翻译，增强了我们的语言。”

西方传教士翻译和创作的文本经历了从文言到浅近文言，再到传统白话的过程，目的是向文化水平较低的信徒传教。然而，传统白话由于本身的局限性无法满足翻译的全部要求，传教士在翻译《圣经》和《赞美诗》时，需要一种更加切合西方文本、能够忠实地向下层社会成员传递西方典籍的语言，经过不断的翻译磨合，大概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欧化白话开始取代传统白话成为传教士翻译和创作的语言，而这些文本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白话文本。

晚清浅近文言中的欧化语法

欧化语法并非是现代白话特有的现象，欧化现象在晚清使用浅近文言翻译和创作的作品中已然出现。晚清风行一时的浅近文言既是文言发展的自然趋势，更是梁启超大力提倡的成果。两千年来文言在发展中呈现了一种浅近化的趋势，最明显的证据是明清时期的文人集子，其中一部分文章比起先秦两汉的文章，无疑要浅近的多，尤其在撰写那种抒发自己情感、轻松随意的随笔时，往往是用比较浅的文言。而浅近文言的真正兴起则要归功于梁启超在1899年到1902年间先后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梁启超 “三界革命”的口号不仅旨在宣传西方先进思想，很重要的一点用意即是用浅显文体改造中国文学。为此梁启超身体力行，先后创办了《时务报》（1896）、《新民丛报》（1902）和《新小说》（1902），并借助这些报刊，创作并宣扬使用浅近文言的“新文体”。1902年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对严复翻译《原富》所用的雅正文体提出不同的意见：“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 ，并身体力行用浅显的半文半白的文言翻译了《十五小豪杰》。以当时梁启超在文人阶层显赫的地位，在其亲身实践和大力提倡下，“新文体”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二十世纪初的读书人几乎没有不受其影响的。胡适称梁启超的“新文体” “不避排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义法’，但他的应用的魔力也最大。” “新文体”以浅近文言为语言素材，吸收了俗语，叙述自由，不用典，更不讲究押运对仗，因此禁忌较少，能够很方便的吸收一些外来的成分。因此“欧化”是“新文体”一个突出的特征，表现在词的层面就是大量地运用“新名词”，在句子的层面则是句子附加成分复杂化、连用行为名词、构造多重复句几个方面。因此，欧化并不是现代白话特有的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的浅近文言已经开始大量使用新名词和具有欧化色彩的句子。

清末民初的直译与欧化语法

清末民初以“译述”为风尚的翻译方法，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研究文章达到了相当的数量，这不免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直译”的方法在这一时期不存在，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作为翻译方法，直译也好，意译、译述也罢，永远是并存的，只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同时期，所占的比重不同罢了，自由度较大的“译述”翻译方法的风行，并不排斥“直译”现象的存在。图里 (Toury) 在谈到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的多样性时，就曾谈到在一个社会里常有多个翻译规范并存，既有占主导地位的规范，也有先前规范的残留，还有新规范的萌芽 。或许因为“译述”作为一种翻译方法，是晚清民初独有的现象，与现代对翻译的认识迥然不同，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因此吸引了多数研究者的目光，而当研究者们都把聚光灯投向“译述”时，自然而然忽视了“直译”的现象，而事实上，这一时期有不少译者的译著是相当“忠实”的作品。

 “直译”被忽视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对“直译”的理解与五四时期以及今天的理解有相当的差距，与其说是“直译”，不如说是“硬译”，远不如顺畅的“译述”受欢迎，“直译”也因此被冠以“率而操觚”、“诘曲聱牙”的恶名。这一时期也并非没有忠实于原著、质量较高的翻译，徐念慈、吴梼、曾朴和伍光建等人在这一时期已开始认真的“对译”，如吴梼以直译著称的四个短篇译作《灯台卒》、《山家奇遇》、《理想美人》和《斥侯美谈》，既没有对内容进行衍义发挥又不曾对小说体制进行改造，可以说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完全直译。即使是“译述”的作品，译者不自觉间也会受到原文的影响，而在译文中存留一些直译的痕迹，归化如林纾者，在译文中也有很大的欧化成分，钱钟书感叹林纾的译文“好些字法、句法简直不像不懂外文的古文家的‘笔达’，却像懂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硬译”。

由此可见，在晚清民初时期，与“译述”之风并行不悖的是“直译”方法的运用，甚至在同一部译作中，“译述”和“直译”两种方法会同时使用，其结果是中国化的人物语言、典故、称谓等与音译的专名和西方的事物奇怪地嫁接在一处，这种中西结合的奇妙景象如今不大能看得到了，但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十年相当普遍，其“中国化”的一面消解了外来文化的异质感，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初始阶段，使西方文化更容易被读者所接纳，而其“西化”的部分不仅仅是为读者提供了一次新鲜的阅读经历，为他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世界的窗户，更给变革中的汉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尽管此时译者笔下的欧化表达多是无心之举，但他们的翻译语言为即将到来的现代白话文运动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民初的翻译语言确实称得上是现代白话文的先声。

欧化语法与现代白话文运动

随着现代白话文运动号角的吹响，“直译”之风随之兴起，翻译也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改造”汉语的使命。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开“直译说”先河之人当属周作人，紧随其后的是傅斯年 、刘半农、胡适、鲁迅、茅盾等。在现代白话文建立之初，新文学人士对于“直译”的提倡不仅仅是在表达对晚清民初“译述”之风的不满，而更为重要的是为正在草创期的现代白话提供可模仿、参考的资源。翻译，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了“改造”汉语的利器，“欧化”成了输入新表达法、丰富现代汉语的捷径。翻译具有了不同寻常的身份，被赋予了崇高的历史使命。到了二十年代末，也就是傅斯年提出“欧化的白话文”十年后，白话文运动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欧化文学已蔚然成风，甚至不少国语教科书开始收录翻译作品，如1924年出版的由庄适、吴研因编写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中就出现了《大人国》、《小人国》等外国小说的译本作为课文。

新语法体系的创立

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最合适的一个起点就是马建忠所著的《马氏文通》，因为这本语法专著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始。马建忠精通多种西方语言，为了弥补汉语没有似西方语言的系统语法著作的缺憾，他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写成《马氏文通》，该书以典范的文言文为研究对象，从经、史、子、集中选出七八千句古汉语例句，以拉丁文语法为理论参照，对其中的虚词、实词及句法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的著作，是中国传统训诂学与西洋语法理论框架相嫁接的产物。《马氏文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汉语语法学的诞生，汉语从此告别了没有中国人自己写的汉语语法学著作的历史。《马氏文通》的出现，堪称开辟了我国语法学的新纪元。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马氏文通》是依照拉丁语的语法体系写成的，它第一次把西方语言的框架引入到汉语中来，在此之前，汉语的语言文字之学是由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组成的，在此之后汉语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下进行。因此，《马氏文通》的出现改变了整个汉语语法研究的格局。

马建忠仿照泰西“葛朗玛”为汉语构造了以词为本位的语法体系，开启了中国效仿西方的语法研究时代。五四以后，随着白话文地位的确立，创立白话文法的呼声渐渐高涨起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民国十三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出版了，该书仿照英文语法创造了以句为本位的汉语语法体系，这套体系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是深远的。

黎锦熙著《新著国语文法》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白话文语法著作。《新著国语文法》是以白话文为研究对象的，但整个体系则比附英文文法，其中对字、词类、句法和复句的概念完全是从英文文法衍生而来。这套方法真似是拿了英语的语法来直接分析汉语，当真是英文法面貌颇浓厚，无怪乎黎锦熙在序文中写道：“三十年间同学朋友们用过这书的，往往对我说明他不能照《本书底使用法》讲完前三章就指导学生做图解练习的缘故，乃是因为他自己的英文不好” 。

语法书往往具有规则制定者的身份，比附英文语法的《新著国语文法》的出现，使一套适用英文语法的术语堂而皇之地进入汉语当中，以执法者的身份规约着汉语的行为，这在某种意义上等于赋予了欧化文法以合法的身份，因为欧化的文法是最适用于这套语法体系的，用之比附，再恰当不过。遗憾的是，《新著国语文法》可以用来分析欧化的句子，但分析起汉语固有的不少语言现象反而显得力不从心，这也许是因为《新著国语文法》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不是从汉语的事实出发，而是以英文语法作了出发点，拿汉语例子尽可能的靠上去。

《新著国语文法》对现代白话文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原因之一是它被多所学校选为了国语文法课的教材，有普遍的影响力。《新著国语文法》的出现，为欧化汉语的传播提供了方便，使欧化汉语成为经得起语法分析的语言现象，因此大大推动了欧化文法在现代汉语中的发展，其影响之深远，我们如今也仍然能感觉得到，当我们试图对一些欧化特征进行分析时，苦于没有更合适于汉语的术语可供使用，只好拿“欧化”的语法术语作为描述的工具，其中滋味又有几分尴尬，几多无奈啊。

学者小传：朱一凡，博士，副教授。自2003年4月至今一直在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从事英语、翻译等领域的教学。主要科研方向为汉英对比与翻译、欧化汉语和语料库译学的研究，担任外国语学院翻译与词典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在外语和语言类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1部、译著1部、参编教材5部，其中三部是国家985规划教材。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基于语料库的英汉翻译对当代汉语影响的研究（1980-2010）”，主持上海市重点课程《综合英语》的课程建设，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课题1项、及教育部项目2项。2006年荣获上海交通大学教学新秀称号。2006年入围上海交通大学“最受欢迎讲师奖”。2008年荣获上海交大优秀教师奖。2008年荣获上海交通大学晨星青年学者奖励计划奖。2009年受美国国务院Fullbright奖金支持，在美国访学一年。2013年获上海交通大学凯原十佳教师奖。